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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苏谈判的经过

2020-06-22  分类: 北京代孕  参与: 人  点这评论

  一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准备阶段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一般认为, 应该从壹玖柒玖年壹零月, 也就是两国关于国家关系 (副部长级) 的第一轮谈判算起。尽管这一轮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而且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 原定次年春天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也被迫中断, 但是, 它毕竟是一次关于国家关系的谈判。对于双方来说, 虽然分歧重重, 争吵激烈, 但试图通过谈判而达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即:结束对抗, 走向国家关系正常化。从这个意义上讲, 两国代表能够为同一个目标坐下来谈判, 这件事情本身, 就远远超出了它的结果, 并对后来两国关系的解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壹玖柒玖年初, 中苏关系仍处于“冷冻”的状态。有人把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概括为“一列火车、一架飞机、一个条约”。从壹玖陆玖年玖月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晤之后, 中苏两国领导人没有任何正式的接触。虽然在此期间有过一些变化, 如壹玖柒零年双方互派大使, 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壹玖柒柒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陆零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是壹玖陆玖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 从总体上看, 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 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 中国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再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 是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 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因此, 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 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鲜有往来。壹玖柒零年, 中苏贸易额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只有零.肆柒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壹%左右。壹玖柒玖年上升为伍.零叁亿美元, 但此后又开始下降, 至壹玖捌零年减少到贰亿美元。与此相比, 中日同期的贸易额为壹零零零亿美元, 中美的贸易额为伍伍零亿美元。

  壹玖柒陆年壹零月, 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后,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曾经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 交给他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华国锋主席的贺电, 内称:“当您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际, 请接受我的祝贺。”对此, 我代办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遗憾的是, 我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 我们两党之间没有关系。”可以说, 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 到了壹玖柒玖年,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面前, 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壹玖伍零年贰月壹肆日签字, 肆月壹壹日生效, 有效期为叁零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 则条约将延期伍年。也就是说, 关于条约的废留, 双方至迟要在壹玖柒玖年肆月壹壹日前作出决定。

  在贰零世纪柒零年代末, 《条约》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新中国建国伊始签订此约, 目的是为了对付日本, 防范其复活军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近叁零年来, 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早已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并一直谋求与日本缔结友好合作条约。而中日两国也于壹玖柒贰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并于壹玖柒捌年签署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置这个条约, 自然引起了中苏两国以及其他大国, 包括日本在内的广泛关注。

  壹玖柒玖年壹月, 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 时, 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 又说:“我们对于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的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讲话的动机如何, 是想先声夺人, 争取外交上的主动, 还是为了宣传, 借此对中国进行攻击, 总之, 他把球踢到了中国一边。

  对于如何处置这个条约以至中苏关系的走向, 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王幼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虽然这个条约已经名存实亡, 但是有这个条约总比没有强。因此, 如果废旧约, 应由新约替代。这在当时两国关系的背景下, 是一个颇有胆识的见解。与此同时, 针对中苏关系的现状, 王幼平还认为, 为了现代化建设, 我们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长期以来对苏斗争的经验教训。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商议, 王幼平等使馆人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建议, 即:举行两国国家关系谈判。这个建议, 对于党中央此后的战略抉择,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壹玖柒玖年肆月, 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 将我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方, 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 在黄华递交的照会中, 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 既尊重了现实, 又使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作 以争得有利地位的企图付之东流;而顺势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则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它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 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 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这样, 两国紧闭的大门, 被打开了一道缝。下一步, 就是如何把握谈判原则的问题了。

  壹玖柒玖年捌月贰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强调, 这次谈判必须高屋建瓴, 坚持原则, 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当然, 不要骂娘, 要讲道理。邓小平提醒即将出征参加中苏谈判的王幼平说:可别急啊!要防止急于求成, 谈不成没有关系, 马拉松没有坏处。同时, 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灵活性是有的, 这要等谈起来再看。邓小平的发言为我方的谈判指明了方向。

  二

  中苏国家关系谈判 (第一轮) 定于壹玖柒玖年壹零月在莫斯科举行。王幼平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并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 (团长) , 李汇川为副特派代表 (副团长) 。苏联代表团则以其“谈判老手”、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和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为首。

  玖月贰叁日, 王幼平率团抵达莫斯科。临行前, 他反复研读文件, 仔细领会邓小平的指示, 在理出了头绪后, 将此次行动的方针浓缩为叁贰个字, 即:针锋相对, 坚持原则;高屋建瓴, 正面交锋;不抱幻想, 不急求成;注意讲理, 争取同情。

  此前, 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促使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 中方曾经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 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壹玖陆肆年的数量和水平, 撤走它驻扎在蒙古的部队, 停止支持越南反华, 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见时达成的谅解。此外, 中方还提出了扩大贸易, 恢复科技、文化交流, 促进人员往来等建议。

  但是, 谈判前的气氛并不令人乐观。前面提到, 黄华外长通知苏联政府后, 苏方便一方面向王幼平大使递交复照, 同意举行谈判;另一方面, 却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攻击。 苏联政府在壹玖柒玖年肆月肆日的声明中威胁说, “废除这一条约的全部 应由中国方面承担”。此后, 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电视台发表谈话, 攻击中国“既放弃条约, 又说愿意改善关系, 这不太一致吧”。与此同时, 苏方还企图单方面为谈判划定框框, 规定什么可谈, 什么不可谈, 如:不能谈涉及第三国关系问题, 不能谈边境撤军问题, 也不能将边界谈判列入莫斯科会谈的日程等等。

  肆月壹柒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莫斯科有什么理由暴跳如雷》的 员 进行反击, 指出:“既然苏联当局讲了那么多极不严肃, 极不负 的话, 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作出回答。”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 得出结论:“应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以及期满后生效‘承担全部 ’的, 不是中国而是苏联领导。”“苏联当局现在装出一副要保留和延长中苏条约的样子, 与此同时, 他们却又给中国加了一大堆吓人的罪名, 试问, 你们声称要同这样‘十恶不赦’的国家保持‘友好、同盟、互助’的关系, 难道不感到言不由衷吗”

  谈判尚未开始, 苏方已为谈判设置了诸多障碍, 预示着这一场即将开始的谈判将会是非常艰难的。

  果然, 谈判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在预备会议上, 仅“谈判议程”一件事, 双方就吵得不可开交。中方提出的议程是:讨论和解决中苏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根据谈判结果, 拟订两国关系准则, 制定相应的文件。苏方则对此表示拒绝, 认为谈判不需要议程, 并提出了一项从根本上否定中方议程的反建议, 即:制定两国关系准则, 在讨论和制定总原则后, 再谈发展贸易、科技关系、文化交流。中方对此表示拒绝。因为如果接受了这一建议, 就等于认可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使谈判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

  一方要解决实际问题, 另一方却要制定空洞的原则。双方唇枪舌剑, 互不相让, 使“谈判议程”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复杂的争论当中。直到壹零月壹贰日, 在第伍次预备会议上, 情况才发生了转机。王幼平敏锐地抓住伊利切夫在发言时的一段话, 即“苏方准备寻找双方能接受的办法, 克服困难, 赞成转入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 在发言时指出, 中方注意到了这一点, 并在原则上不反对。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王幼平的努力得到了苏方的回应, 会议的气氛才由此得到了缓和。双方终于找到了一段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措辞:“为了促进中苏谈判的进行, 双方约定, 在谈判过程中, 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各自认为有必要的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根本不是“会议议程”, 而是一个双方认可的谈判形式。在这个形式下, 并没有具体的内容。但是, 就是这样一个今天听起来很可笑的结果, 在壹玖柒玖年, 在中苏关系仍然处于“冷冻”的时期, 竟是中苏两个大国的政府谈判代表, 经过伍次会议的激烈争吵后, 在中国一位老练的外交官及时抓住的一个转瞬即逝的契机推动下, 才最后达成的。

  “议程”问题解决之后, 紧接着, 双方代表还就谈判将在两国首都轮流进行等几项内容达成了协议。此后, 才引出了壹零月壹柒日开始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正式会谈。

  壹玖柒玖年壹零月壹柒日, 正式谈判开始。在接触实质性问题后, 双方的对立更加尖锐。苏方首先提出了《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 特点是只讲抽象原则, 回避两国关系的现实。中方则提出了《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主要内容同谈判之前提出的建议基本相同。双方在摆明了各自的纲领后, 开始了激烈的辩论。王幼平坚持邓小平给代表团制订的谈判方针, 一再论证中方的建议是从中苏关系的现实出发的, 如不能解决两国之间妨碍正常化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只搞几句空泛的“宣言”, 是不可能导致国家关系改善的。他列举了苏方一系列破坏两国关系的事实: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部署进攻性武器, 不断进行矛头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和越南缔结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等。而苏方则坚持认为中苏谈判不能超出双边范围, 不能涉及第三国。对此, 王幼平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他说:“我建议讨论的仅仅是苏联方面利用和支持同中国接壤的第三国进行军事威胁的问题。这恰恰属于中苏双边关系的范围。事实上, 苏联在别国驻军和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 不止一次地成为苏联同有关国家的邻国谈判的题目。”

  至壹玖柒玖年壹贰月叁日,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激烈辩论和争吵后, 第一轮谈判以没有签署任何实质性协议而告结束。应该说, 这个结果完全在邓小平的意料之中。

  第二轮谈判原定壹玖捌零年春在北京举行, 但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断。

  三

  中苏关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轮谈判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但它的意义却不可低估。应该说, 两国之间的长期对抗局面在壹玖柒玖年后发生了某种转变。表面上看, 这一转变似乎微不足道, 两国关系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 如果对谈判结束之后的情况进行分析, 就可以发现, 这一转变有其深远的意义, 它预示着两国关系在进入贰零世纪捌零年代后, 将要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这就是:对抗逐步降温, 对话日益加强。

  事实上, 这一点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尽管双方代表针锋相对, 在几乎每个问题上都要进行一番激烈的较量, 但是, 每当会议结束以后, 王幼平都要面带笑容, 率领代表团成员走过去和苏联同行一一握手告别, 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与此同时, 中国代表团每次到达时, 东道主也都要在门口列队迎接。壹壹月贰日, 在第三次会议结束之后, 王幼平还就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节, 向伊利切夫及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祝贺。中国代表团的风度赢得了苏联同行的信任, 也使两国代表的交往变得日益轻松起来。

  第一轮谈判结束后, 尽管第二轮谈判被迫中断, 但是, 双方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谈判之前。苏方副团长贾丕才回忆说, 壹玖捌零年, 也就是在第一轮谈判结束后不久, 他曾经以“大使客人”的身份来到中国, 并拜访了于洪亮和钱其琛副外长。中国方面还设宴招待了他。可见, 此时的中苏关系较谈判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当时, 贾丕才还与苏联使馆的官员一起, 对中苏关系发生好转的可能性作出了估计, 并给莫斯科发去一份密电, 抄送各位政治局委员。看来, 贾丕才的估计比较乐观, 因为据称, 当时的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的负责人看了电报后, 气愤地说:“贾丕才卖身投靠中国人了。”而葛罗米柯等其他人的看法则与这位负责人不同, “他们认为, 总还是吹起了希望之风”。壹玖捌壹年和壹玖捌贰年, 贾丕才又两次以“大使客人”的身份去了北京。“表面上看都是老一套, 同样的会见、交谈, 但我每次都带来了新鲜的信息和建议。”与此同时, 在莫斯科, 苏联有关方面接受了中国新任驻苏大使杨守正参观苏联沃罗涅日核电站和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等要求, 并很好地接待了他。贾丕才形象地比喻说:“这样, 我们逐渐把两国关系‘从冰箱中取了出来’。”

  此外, 当我们对谈判作进一步的分析时, 可以发现, 有些看似很小的事情, 放到两国关系的天平上, 同样占有相当的分量。比如说, 预备会议上达成了三点技术性协议, 即:“谈判地点”、“工作程序”和“谈判议程”。苏方对此也很重视。有一次, 苏联《新时代》 员塔夫罗夫斯基在莫斯科团市委举行的宣传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 讲到中苏谈判时, 台下有人问他:“谈判有什么成果”他认真地回答:“已就谈判地点达成了协议。”台下的人们听后, 显然不太满意, 于是, 又有人大喊:“太少了!”而这位 员仍旧认真地回答说:“我看不少。另外, 还就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代表团怎么坐, 椅子、桌子怎么放。”说到这里, 他强调说:“这种小问题, 对外交家来说都是大问题。”

  从壹玖柒玖年肆月叁日, 中方提出两国就国家关系进行谈判, 至壹贰月叁日第一轮谈判结束, 前后一共贰肆零天。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之后, 两个大国的代表终于能够坐在一起进行谈判, 这不仅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段时间里, 各国的主要 一直在作跟踪 。从这个意义讲, 壹玖柒玖年谈判惊动了世界。

  四

  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期满之际, 包括中国驻苏外交人员在内的许多人, 普遍认为调整中苏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 大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签订新约以取代旧约上。而邓小平的思路却与众不同。在捌月贰玖日政治局会议上, 他为代表团制订方针时, 并没有把制订新的文件看作重点, 而是向王幼平强调, 要在谈判中抓紧重大的原则问题。只有采取高姿态, 才能取得主动。如若不然, 热衷于讨论苏方提出的所谓关系准则, 热衷于讨论签订新的条约, 马上会被苏方接过去, 造成被动。这样, 不仅从苏联那里得不到任何实际的东西, 相反还会破坏当时已经形成的对我有利的国际格局。正是依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精神, 以王幼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坚持原则, 同苏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交锋, 始终占据了主动权。

  什么是谈判中的重大原则呢邓小平首先考虑并始终坚持的, 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正如他对王幼平所讲的那样, 不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这一方针不仅是为壹玖柒玖年谈判制订的, 它还贯穿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 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在捍卫国家利益的问题上, 注重实际而非言辞, 注重行动而非形式的原则立场。在这次谈判中, 中国代表团提出苏联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壹玖陆肆年的数量和水平, 撤走它驻扎在蒙古的部队, 停止支持越南反华等, 就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一立场。壹玖柒玖年后, 中方又加上了要求苏联撤出阿富汗一条, 最后归纳为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邓小平曾经对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 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屯兵一百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 有什么基础”接着, 邓小平又对齐奥塞斯库说:“你见到勃列日涅夫时, 可以告诉他, 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 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做起也可以, 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 我们不赞成, 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如果说贰零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分裂,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争论造成的, 那么, 事过多年, 当双方准备重新坐在一起围绕国家关系进行谈判时, 邓小平已经把当初的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了一边。可以看出, 意识形态的是与非, 在柒零年代末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和伤害, 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分歧就能够解释清楚的, 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因此, 在与苏联谈判时, 绝不能忽略这一最重要的事实, 而去追求形式上的空洞无物的条约。正如邓小平后来在许多场合谈到的那样, 不解决“三大障碍”, 中苏关系就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壹玖捌零年肆月, 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 时, 曾经问他:您对中国同苏联的争论有什么看法邓小平回答说:中苏关系已经超出争论的范围。苏联把壹零零万军队摆在我国边界, 还在我国周围闹事, 例如在越南、在柬埔寨、在老挝、在阿富汗。我们现在面临着苏联的严重威胁, 这不是一般的争论问题。

  另一方面, 还应该看到, 邓小平为中国代表团制订的谈判方针, 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在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中, 中苏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 这个环节并不是孤立的。在处理中苏关系时, 要考虑到许多国际因素。其中就包括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等。

  最重要的当然是对国际形势总的估计。尽管贰零世纪柒零年代后期, 从世界范围看, 美苏争霸愈演愈烈, 但是, 邓小平却透过这一表面现象, 冷静地看到了美苏两国各自的实力已开始走下坡路、对世界战争力不从心的实质, 看到了在世界的两个中间地带, 在美苏两霸的夹缝中, 各种政治力量正在成长壮大, 并显示出对于世界战争的制约能力这一新的形势, 因而作出了世界战争可能推迟的正确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中国高层领导对于战争的基本判断发生了某些变化, 不再坚持“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同时, 对苏美两霸的实力也在重新进行评估, 这样, 才使壹玖柒玖年谈判成为可能。

  另外, 在中美建交后的短时期内, 由于美国政府坚持所谓“不放弃台湾”的政策, 制订《与台湾关系法》, 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危机的征兆。尽管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 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未发生大的变化, 仍然保持从柒零年代中期以来联合日本、欧洲、美国, 以对付苏联挑战的“一条线”战略, 但是, 在新的形势下, 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损害中国主权, 破坏中美关系, 如何看待“一条线”战略、如何对待中美乃至中苏关系, 已经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进入贰零世纪捌零年代, 随着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逐步明朗、对世界大战的认识更加深入, 中国的外交战略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壹玖捌贰年, 在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对华政策均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之后, 邓小平随之调整了对苏政策, 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 向苏联传递信息, 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这样, 也就意味着准备阶段的结束, 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大幕由此正式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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